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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访《老友记》导演:我觉得《爱情公寓》很好看

信息来源:高娱传媒  发布日期:2020-07-24
  中国为什么拍不出《老友记》?
 
  罗杰·克里斯蒂安森或许是最懂中国影视业和中国文化的《老友记》剧组人。2004年来到中国工作、生活,3年后,他曾筹备拍一部给中国人看的中国版《老友记》,因为没有“有钱一起赚”,结果泡汤了。
专访《老友记》导演:我觉得《爱情公寓》很好看
  第一次看《爱情公寓》,罗杰·克里斯蒂安森就被其中一个场景逗笑了。
 
  那是第一季的第一集,一名女子上公交车后把臀部对准刷卡器,因为她把公交卡放在牛仔裤后袋里。
 
  “于是一个主角(陆展博)也模仿她这样刷卡,但其实他的口袋里并没有卡。接着司机开始对他大吼大叫,我虽然听不懂中文,但还是笑出了声。”
 
  这段台词后来被网友指出翻新自网络段子。/《爱情公寓》
 
  这位在本世纪初执导过《老友记》的导演,或许是《老友记》剧组里最懂中国演员、编剧、电视剧投资方甚至中国社会文化的人——2004年拍完《老友记》后,他“空降”中国市场,除了拍片、进入大学演讲,他也成为中国各大电影节的智囊和特约顾问。他甚至有个中文名——柯罗杰。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期间,“《爱情公寓》PK《老友记》”是他无法回避的一个话题。如今,在搜索引擎里键入“《老友记》导演”,搜索框里就会跳出“对《爱情公寓》的评价”等联想词句。
 
  “你看过《爱情公寓》吗?”
 
  “《爱情公寓》算抄袭《老友记》吗?”
 
  “《老友记》如果100分,《爱情公寓》能得多少分?”
 
  “如果在美国播出,你觉得《爱情公寓》会有观众看吗?”
 
  …………
 
  “我不能保证所有美国人都爱《爱情公寓》,但至少我自己觉得很好看,它是一部高质量的现代都市青春喜剧。”罗杰认为,无论从人才储备、制作专业度还是市场规模来看,中国的影视剧市场已“非常成熟”,但和中国那些宏大叙事的影视题材相比,能让人真正动心和动情的个体故事“还不够多”。
 
  这是一个被资本和流量决定、塑造甚至“绑架”的千亿元级市场必须直面的创作生态,也是一个笃信文化自信、立志“文化出海”的国家不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罗杰·克里斯蒂安森,执导过《老友记》《乔伊》等多部美国情景喜剧,曾任教于南加州大学电影艺术学院,担任过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的客座教授。/由被访者提供
 
  续拍泥潭里的“清流”
 
  2000年,罗杰进入《老友记》剧组担任第七季导演,等到第二年拍完第八季时,他认为这部剧已经“画上了句号”。
 
  “所有人当时都疲了,詹妮弗·安妮斯顿(饰演瑞秋)刚和布拉德·皮特结婚,皮特不希望她因为一部剧而天天不着家;大卫·史威默(饰演罗斯)想去拍电影,其他主演也都有各自的安排。”罗杰说。
 
  但2001年发生在纽约的“9·11”恐怖袭击,让《老友记》这部由NBC出品的情景喜剧开始承担更多社会责任。据说,恐袭发生的第二天,有纽约网友在华纳兄弟官网的评论版上留言:“我们已经哭干了眼泪,现在请让我们笑一笑吧。”
 
  《老友记》出品人之一大卫·克莱恩事后回忆,开拍第九季的决定,就像对当初“不再续拍”承诺的一次“背弃”,“拍完第八季时,我告诉剧组所有人,‘伙计们,祝各位前程似锦’;拍完第九季,我跟所有人说,‘是的,这确实是这部剧的最后一季’;等到第十季准备开拍时,我都忍不住笑了,‘好吧……’”。
 
  在罗杰的印象里,《老友记》是上世纪90年代为数不多的能拍5季以上的美剧。
 
  他告诉《新周刊》,正常情况下,美剧如果拍到5季,集数将达到100集,这意味着出品方可以通过剧集版权的售卖,在世界各地实现各种形式的转播营利。
 
  而主创团队在经历全球范围的商业化分销后,如果选择续拍,原创剧本和内容很可能因为全球营利、主创去留和剧本缺乏后劲等因素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事实上,不少口碑高开低走的美剧,如《纸牌屋》《权力的游戏》等,均应验了这一“定律”。
 
  《权力的游戏》第八季是豆瓣评分唯一跌出9.0的一季。
 
  但罗杰认为,《老友记》在20年前就已经打破了这一桎梏。“《老友记》的剧本越写越细,越写越真,演员虽然在第八季后都有各自的规划,但在第九季开拍后越演越好。在美国,很多观众对这部剧的第一、二季并不感兴趣,但从第四、五季开始,他们发现越来越有看头。”
 
  成为美剧续拍泥潭里“一股清流”的《老友记》,口碑和人气在“9·11”后达到顶峰。
 
  2001年,据AC尼尔森收视率的统计,《老友记》第八季的收视率为全美第一,有约2450万人看过;2002年,在艾美奖颁奖现场,这部多次提名最佳喜剧类剧集奖而颗粒无收的情景喜剧终于得偿所愿,詹妮弗·安妮斯顿也一举拿下喜剧类最佳女主角奖。
 
  2002年9月22日,《老友记》剧组出席第54届艾美奖颁奖典礼。
 
  打开一本“老式小说”
 
  在所执导的多集《老友记》里,罗杰最喜欢第九季“儿科医生”那一集。
 
  他还记得,拍摄当天早上,最先到剧组的是他和六位主演,他坐在一旁看剧本,其他六人在讨论几天前拍摄的《老友记》宣传片。“我急得快冒烟了,因为这一集涉及多个场景,有很多不确定性,编剧熬了好几个大夜改本子,但他们几个却在开玩笑。”
 
  “我们得排练了。”罗杰嘟囔道。六个主演不为所动,继续谈笑风生,这让他更焦虑了。
 
  过了几分钟,饰演莫妮卡的柯特妮·考克斯把罗杰拉到一边。“她很严肃地告诉我:‘头儿,我们对剧本都很熟了,你也别担心,我们都相信你,也请你相信我们。’”
 
  罗杰说,这件小事他一直记得。从在剧中打造出“大嗓门”“洁癖狂”和“大姐头”人设的莫妮卡正儿八经告诉他这件事起,他就知道,只有彼此信任和尊重,才能毫无顾忌地创作更好的内容。
 
  《老友记》的拍摄现场,由右到左依次为罗杰·克里斯蒂安森(导演)、柯特妮·考克斯(饰莫妮卡)、大卫·克莱恩(出品人、制片人、导演)、本·威斯(第一副导演)、蒂亚娜(剧本指导)、马修·派瑞(饰钱德勒)、玛塔·考夫曼(出品人、制片人、导演)。/由被访者提供
 
  这也是他在2004年《老友记》结束后,选择来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原因——“中国电视人相信我的经验,那我也应该去中国帮助他们,回报他们对我的信任。”
 
  2004年5月26日,《老友记》第十季剧终,主创团队不再续拍,这意味着这部1994年开播的都市喜剧在10年后结束了它在美国电视史上的表演。在跟完最后一集的几个月后,罗杰接到了上海电视节组委会的邀请,希望他担任评审团专家。
 
  中国人喜欢什么样的电视剧?罗杰对此很好奇。
 
  “我当时听说中国观众喜欢历史剧,他们对讲述中国历史的电视剧很感兴趣。这让我想到,曾经有一段时间,相当一部分美国人喜欢西部片,因为关于西部的历史是浪漫的、迷离的、和今天大相径庭的。看一部西部片,就像打开一本老式小说,浸入一个不同时代。”
 
  罗杰说,自己想打开中国这本“小说”,浸入中国快时代。
 
  西部片创造了一种理想的道德规范,去反映美国人的民族性格和精神倾向。/《黄金三镖客》
 
  “在中国,这叫‘有钱一起赚’”
 
  中国影视市场像一片新大陆,吸引罗杰去探索、去体验,当然,更重要的是“去适应”。
 
  2004年起,他陆续在中国高校进行演讲,北大、清华、北师大、北电、中传……每次上台前,主持人介绍他,“这是《老友记》的导演”,台下不出意料地会出现一阵骚动。“有时甚至会听到‘哇’的喊声。”罗杰说。
 
  他走上台,打开PPT,先谈《老友记》的拍摄故事,再分享自己在美国电视圈的从业经历,接着简要介绍自己在中国的影视合作项目,最后进入提问环节。“几乎总能碰到两个问题,一个是‘《老友记》会拍续集吗’,另一个是2009年后每次演讲必被问的‘你觉得《爱情公寓》是抄袭《老友记》吗’。”
 
  《老友记》就像一枚色彩艳丽的图章,印刻在罗杰创作生涯的肌体表层,有时他会主动拿出来给别人看,有时别人会主动让他拿出来给更多的人看。
 
  情景喜剧《爱情公寓》被称为“中国版《老友记》”,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它抄袭了《老友记》的部分剧情。
 
  这名携带“华丽图章”在中国寻找原创机会的导演,在2007年等来了一个“大投资”。当时,上海文广集团的一位制片人找到罗杰,希望他拍一部“中国的《老友记》”。
 
  “我很兴奋,因为即将拍摄的也是情景喜剧,讲述的是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的生活,片名当时都定了,叫《老外》(Expats),演员阵容以外国人为主,当然也有中国演员加入。”罗杰说。
 
  准备大展身手的罗杰开始了前期的剧本准备:2007年起,他花了两年时间在中国旅行,和遍布中国各个城市的外籍人士聊天,做采访、做笔录。他找到了“老外”身上的共性,也看清了不同个体在中国速度下寻求生计、生存和生活的过程中经历的种种妥协与平衡。
 
  “我召集了熟悉的五个编剧,再加上我在中国的联合制片人,一共七个人,写了将近30个小时的剧本,最后拍出了一个小样。”一家北京的影视公司对此很感兴趣,愿意为剧本投资拍摄,“我当时高兴坏了,觉得中国《老友记》就要诞生了”。
 
  有人认为,中国版《老友记》在14年前已经拍出来了。/《老友记》《武林外传》
 
  但随后发生的一切令他始料未及。
 
  “我们起初打算用90%中文、10%英文来写作,后来资方要求,所有剧本都必须用中文写。这意味着,进入拍摄阶段后,所有参与其中的老外都必须说中文,这显然不现实。”罗杰说。
 
  随后,资方提出“必须更改”被罗杰称为“足够精彩”的剧本,且希望一名极具知名度的明星进入剧组,主导后期拍摄。
 
  不仅仅是资方,罗杰在中国的联合制片人也向他发难,后者希望家人、朋友加入剧组。“他告诉我,在中国,这叫‘有钱一起赚’。”
 
  “这些要求显然超出了我的认知范围。”罗杰说。
 
  “正确的人在错误的时间相遇”
 
  中国版《老友记》泡汤后,罗杰学会了一句中国俗语——“屁股决定脑袋”。
 
  他说自己从那次失败的合作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你得认清一点,那就是在中国,你永远都是‘老外’,你说的话不是每个人都能听懂,这就是你的真实处境。”
 
  在中国工作、生活的10年间,罗杰自称“参加了100多场影视研讨会”,见了政府政要、企业老板、媒体主编、当红影星、普通编剧和各类影视公司的老板。他参与过高规格制片,也接触过小成本制作。“中国涌现的人才让我惊讶,他们的英文都特别好,这是一个发展前景不可限量的市场。”
 
  他看见一个拥抱世界的中国、一个“享受全球化红利”的中国的同时,也经历了一个“复杂又难懂的中国”。
 
  “和好莱坞一样,媒介机构和强势进入的资本把持了中国影视界。在中国谈创作,首先想的不是怎么做好内容,而是怎么去找钱,找大钱。”
 
  “在和中方机构、资本合作的过程中,我只能找到第二或第三投资人,然后通过他们的人脉资源去联系第一投资人,因为靠我自己的努力,根本不可能找到话事权最大的第一投资人。”
 
  好的投资能带来持续的利润,如今《老友记》中的六位演员每人每年还能收到2000万美元的版权费分成。
 
  与此同时,中国电视剧的创作模式和美国完全不同。“在中国期间,我也试过做一些电视剧。但中国的电视剧必须在开拍前就把所有的剧集剧本写好,然后乖乖等待过审。我被告知这样做‘很保险’,但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观众到底喜不喜欢你写的剧情。”
 
  他把自己和中国电视剧行业的关系形容为“正确的人在错误的时间相遇”。“2004年刚来中国时,这里的电视市场刚刚起步,大量资本进入,让所有人都渴望繁荣、开放,大部分人也都很激进,很上火。”
 
  “我很喜欢中国,很看好这个庞大的影视市场。这里发生的一切,足够写一吨故事。”2012年在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罗杰这样说。
 
  “或许我来的时机不对吧。”
 
  电视剧不能只顾“赚快钱”,
 
  要拿好内容去“赚大钱”
 
  《新周刊》:多年前,你说《爱情公寓》没有抄袭《老友记》,现在还这样认为吗?
 
  罗杰·克里斯蒂安森(以下简称R.C.):是的。我对《爱情公寓》在中国的走红真的不意外,因为这部喜剧在中国确实很受欢迎。
 
  我们应该怎么定义抄袭?全世界喜剧的主题,无外乎都市生活、男女关系、家庭关系,再就是像《老友记》一样,在友情和爱情里做文章。
 
  如果认定《爱情公寓》抄袭了《老友记》,那《老友记》可能也“抄”了其他美剧,比如比它更早的《我为卿狂》(Mad about You)。
 
  《我为卿狂》讲的是一对住在纽约的夫妇的故事——保罗和海伦都有正经工作,他们希望在纽约生存下去,保住各自的工作,维护这段婚姻。好莱坞很多业内人士也认为《老友记》“借鉴”了1993年的《单身生活》(Living Single),后者的主角是非裔单身白领。
 
  那些关于爱和都市的故事,只要题材足够好、人物个性足够鲜明,其实就行了。一粒喜剧的种子落在全世界,会在各个角落结出不同的果实。
 
  《我为卿狂》一共获得了四个金球奖和十二个艾美奖。
 
  《新周刊》:所以,和是否抄袭相比,你更在意一部剧的质量?
 
  R.C.:没错。在一部高质量的喜剧里,你总能在很多场景里找到似曾相识的感觉。我觉得不论是美式喜剧还是中式喜剧,都受到各自国家的电影、广播、书籍、音乐、食物和漫画等因素的影响,而人的天性,就是在听到一个笑话或一个有趣的故事后会自然地产生倾诉欲,你希望通过自己的复述,让亲人或朋友也笑出声。
 
  所以我更愿意这样看待“抄袭”这件事:当你第二次或第三次重复某个你觉得特搞笑的事时,你在复述过程中肯定会融入一些自己的判断、情绪,你会稍微改变讲述的方式,这种讲述会融合不同国家、文化、民族和文明的叙事特点,也自然会让这个故事在不同的文化环境里变得更有趣。
 
  “好内容真的没有捷径可走”
 
  《新周刊》:你认为喜剧有国别限制吗?
 
  R.C.:喜剧是一种国别限制极高的媒介产品,不同国家的文化、风俗、都市生态、乡村风貌,塑造的是不同维度的笑点。但作为导演,镜头语言能让我明白一部喜剧的笑点在哪里,所以好的叙事其实不分国界,能超越国家、民族和语言的边界,直抵观众内心。
 
  《新周刊》:你觉得一部高质量喜剧需要具备哪些元素?
 
  R.C.:美国情景喜剧(sitcoms)是一种每集时长半小时左右的喜剧,绝大多数拍摄场景设置在家庭内部、办公室或公共社交空间。
 
  我做了将近40年情景喜剧,这个行当最核心的就是怎么创造内容、怎样讲故事、怎么把故事融入不同情境。脱离高质量的、过硬的原创内容而谈论其他元素,纯粹是浪费时间。
 
  《龙门镖局》遇冷标志着国内情景喜剧正式进入低潮期。
 
  《新周刊》:所以很多人把美国电视剧产业称为“编剧的产业”。
 
  R.C.:编剧主导一切。在《老友记》剧组,编剧的权力极大,薪水和回报也足够丰厚。
 
  以一周为时间轴,周一,编剧会把剧本给到导演和演员,然后进入“剧本围读”环节,当晚我们把对剧本的意见给到编剧,后者进行调整和修改,但整体框架不会大幅变动;周二有三四小时的带妆彩排,在实拍中再磨一遍台词;周三进行棚拍前最后一次带妆彩排;周四是在现场观众面前见真章,每个镜头拍两三次。
 
  在现场,如果我们埋好的笑点不能让观众笑,那编剧就立刻改剧本,一直改到观众笑出声为止。单季剧集的拍摄需要三个月时间,光是剧本调整就需要两个月。
 
  这就是原创的力量。一本书、一部剧、一首歌、一道菜、一席舞、一篇报道、一种风尚,这些都要靠灵感去塑造,需要时间去沉淀,然后视乎固有经验和现实反馈进行调整、修改,这样才能走向完美。好内容真的没有捷径可走。
 
  你想想看,华纳兄弟当年把《老友记》最后两季的版权拿到全世界卖,卖了40亿美元,这证明足够优质的内容绝对可以赚大钱。
 
  所以,我建议中国的电视剧同行不要只顾赚快钱,视野要开阔一些,用扎实内容去赚大钱。不要追逐眼前的一点小利,应该踏实做内容,让名望和金钱主动来找你。
 
  “中国影视圈正在经历的那些事,早期的好莱坞都经历过”
 
  期待国内情景喜剧在沉寂中爆发。/《老友记》
 
  《新周刊》:在中国,电视剧生产遵循导演中心制,很多情况下,编剧不得不做投资方、导演布置的“命题作文”。中国编剧汪海林曾表示,“流量明星只需要假剧本、假流量、假表演奖、假导演、假编剧、假制片人”。你怎么看这种现象?
 
  R.C.:我想再次强调的是,不论是电视剧还是电影,故事都是成功与否的关键因素。观众不是傻子,他们会在意那些真正触动他们内心的故事;某个角色让他们有认同感,他们就认为这是好故事。
 
  流量明星的话题很复杂,不光是中国,全世界都存在流量明星主导影视拍摄的现象,好莱坞不就是这样的吗?作为投资方的商业人士需要找明星来吸引外界关注、制造人气,当然,更重要的是赚钱。
 
  美国影星迈克尔·道格拉斯说过,社交媒体正在毁掉年轻演员。“在美国,我们(的年轻演员)企图通过社交媒体塑造个人形象,而不是去参加正式的培训。”
 
  现实确实是这样。在早期的好莱坞,很多大明星都能拿到高薪,并控制大片的制作。但绝大多数明星很快意识到,他们需要有才华的编剧、制片人和导演帮助他们。因为在好莱坞的创作背景下,只有做出精良内容,明星才能持续走红。
 
  所以,随着电影、电视产业规模的增大,编剧和制片人的权力也越来越大,早先被明星支配的片场话事权也相应转移了,这是一种觉醒,也是一种自纠。
 
  导演罗杰·克里斯蒂安森在《老友记》试拍现场的座椅。/由被访者提供
 
  《新周刊》:你在中国和流量明星合作过吗?
 
  R.C.:有。我在中国待了很多年,我知道中国的年轻明星拥有庞大的粉丝基础,这些明星可爱、漂亮、魅力四射,但他们的演技和从业经验经不起细究。
 
  如果我是中国导演,我不会因为一个年轻演员会唱流行歌曲、会跳时髦舞蹈,就让他/她在重要的影视剧中担任主角,我更愿意去中戏、上戏这些专业院校寻找好苗子。
 
  中国影视圈正在经历的那些事,早期的好莱坞都经历过。如果这个行业出现足够多的编剧人才,那些流量明星就无法拥有太大话事权。
 
  我曾把受流量明星支配的电视剧称为“杂志剧”——仅凭封面就可以卖得很好,但里面除了一些流行照片,基本没有“干货”。这种“杂志剧”在一周或一个月内就会被扔进垃圾箱。
 
  “这个时代,一切和‘新’沾边的产品都得面向年轻一代”
 
  《新周刊》:你在中国工作多年,很多人认为,造成中国电视剧水平滞后的主要原因是审查机制,你同意吗?
 
  R.C.:其实美国的电影、电视行业和中国一样,也有审查制度。但我认为美国电视人的灵活性更大,因为编剧可以随时根据观众喜好和反馈改剧本。
 
  怎么评价审查制度呢?我认为,它无法限制你的创作方式,好的内容生产者仍然可以用好故事打动观众。
 
  打个比方,《老友记》拍摄期间,审查人员也需要阅读每份剧本,以确保里面不涉及脏话、暴力、恐怖和过于赤裸的性描写。但我相信所有看过《老友记》的观众都知道,剧中的很多故事其实都涉及上述因素,但它们是以一种含蓄、讨巧的方式表达的。
 
  观众会告诉创作者,自己想看什么。/《主角和配角》
 
  《新周刊》:在中国影视圈出现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年女演员的困境。戏路单一、过度年轻崇拜,让部分女演员开始遭遇职业瓶颈。“我们中的大部分人是被动的,市场、题材常常让我们远离,甚至从创作初始就被隔离在外。”(海清语)美国的中年女演员也有同样的危机感吗?
 
  R.C.: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在全球影视行业,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在任何国家,女性要想在工作上取得成功,都是极其困难且极具挑战性的。虽然这么说在很多人看来有点“政治不正确”,但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
 
  看看大多数政府领导人和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几乎都是男性。可以肯定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把男人看得比女人重要。在美国,我们从来没有选出女总统;而在亚洲文化里,生男孩显然比生女孩受欢迎。
 
  所以,当时髦的女人变老了,一切就变得困难了。当那些曾经被视为“小花”的女演员从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主角切换到母亲、前妻等角色时,她们的职业生涯就出现了转折点。
 
  另一方面,无论是音乐、时尚、娱乐还是现代生活方式,这个时代,一切和“新”沾边的产品都得面向年轻一代,年轻人喜欢去咖啡馆、酒吧、剧场、电影院,他们用手机、平板电脑、电脑看剧、看电影。他们只挑自己爱看的剧,很少有人会去看老年人喜欢的电视剧,除非他们喜欢的明星参与其中。
 
  在美国,老一代人也为孩子们存钱,他们很少把钱花在自己身上,这也造成了面向中老年群体的产品极度稀缺。这一点我在中国工作时也深有体会。
 
  梅姨来了中国,也得没戏拍。/《华盛顿邮报》
 
  《新周刊》:在中国,你想过为中老年群体拍摄电视剧吗?
 
  R.C.:想过。当时我们做了一个剧,以一对老夫妇为原型。他们退休后想搬去养老院,也想搬新家开始新生活。搬家之前,他们想去旅行,去看看他们长大的地方,去拜访一些老朋友,去他们第一次见面、约会和接吻的地方故地重游。
 
  我当时想做的是中老年人的回忆之旅,在剧中,他们的孩子不希望他们这样做,但这对老夫妇通过各种“手段”瞒过了孩子们,最终一起完成了这些愿望。这个故事特别好,特别温暖,它是一个中国编剧写的。
 
  《新周刊》:这个剧后来播了吗?
 
  R.C.:很遗憾,没能播出。我在北京、上海和几个制片人、投资方聊过,他们知道这个题材后,连剧本都懒得看,有个人直接说“这个本子拍出来,没人会看的”。
 
  我当时想不通,后来觉得他们的考虑或许是对的。我相信,如果让刘德华杨紫琼演那对老夫妇,再找一些当红流量明星演他们的孩子,这个剧或许就能被大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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